老王摇头叹气,一脸无语。
我们跟着老王回招待所收拾好了行李,驱车上路,直插大别山深处。
祖国疆域辽阔,即使在现在,改革开放都已经不知多少个年头了,全国人民集体奔向小康生活的时候。
依旧有不少偏远地区的发展停滞在了上个世纪。
九塔村便是如此,作为深居大别山的古老村庄,全村上下连猫狗鸡鸭都算上。
能喘气儿的也不到一百口子。
离着最近的镇子有六十里山路,山路崎岖不平,甚至电线都是去年才扯上的。
所谓通讯基本靠吼,安保基本靠狗,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至于九塔村的这个名字,也有点考究。
据老王说,这地方也没个正经县志,只能从一些边边角角的资料,找到九塔村三个字。
据说因为村子四周的山上,传说有九尊镇妖宝塔,因此得名。
可由于年代久远,那九座宝塔早就淹没在了岁月长河当中,连块塔砖都找不到了。
只剩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还知道些野史传说。
顺带一提的是,这里距离大名鼎鼎的封门村,只有百十里路。
老王坐在副驾驶,开车的男青年,三十岁不到,叫孙大山,是老王的徒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高材生,刚毕业就被老王挖来,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流砥柱。
孙大山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头,穿着深色的牛仔夹克,话不多,整个人斯斯文文的。
我和师父靠在后座,看着一路风景,偶尔和老王说几句话。
经过二人交谈,我才知道,二人相识已近四十年了。
说起来,二人相识那会儿,还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
老王作为大学生,如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去往全国各地插队,接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再教育。
而老王插队的白洋村就是师父道观的所在地。
和老王相比,师父的日子可就难过多了,每天不是在挨批斗,就是在挨批斗的路上,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栖身的道观被抄了不下十几次。
里面但凡上了点年头的东西,在当年都属于讨伐的对象。
就连唯一一盏破马灯都被砸了个稀巴烂。
好在师父早几年算到有此一劫,把一大部分典籍和压箱底的家伙什提前都埋在了白洋淀深处的小涂上,才幸免于难。
可他自已就惨了,早上鸡未啼就要下地干活,两百来斤的麻袋扛在肩膀上往村里搬,来回不下几十趟,还要下河修坝,上山砍柴,不敢叫苦,也不敢叫累。
晚上住的是牛棚,吃的是馊饭,就这还不管饱,三五天能有一顿就了不得了。
虽说会辟谷,可到底也是肉体凡胎,十天半拉月还成,日子一久,就连牲口的麸糠都争着吃。
老王说,他第一眼见到师父时,还以为他是修长城的民夫呢。
干巴巴的一把老柴火似的骨头架子,不知是衣服上打着补丁,还是补丁拼成了一件短袍,脸上皮肤被晒的皲裂,胡子拉碴,污泥满面,本来不过四十多岁,可看着起码年过花甲,都没人形了。
我听得入迷,又问二人后来发生了什么。
老王是个爱说话的,和我刻板印象中,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全然不同,没有任何架子。
“嘿嘿,那会儿我天天干活都快累死了,那些人都疯了,红着眼珠子说话,我不乐意搭理他们·····”
老王点上了一根烟,又给我和师父散了。
缓缓吐了口烟圈,老王眼神深邃地望着吉普车车窗外,思绪仿佛被拉回了那个慷慨激昂,红旗漫卷,全民亢奋的年代。
老王是陕师范历史系的学生,据他自述,祖上在明朝还是个不小的官,算得上书香门第。
我心里一笑,明朝当官,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老黄历了,这也叫书香门第的话,全国上下没几个人不是了。
老王说自已当年在地里干活,闲暇时就跟师父聊天,偶尔还分他半个窝头。
一来二去,俩人成了忘年交。
老王在得知师父是个道士之后,眼前一亮,追着师父询问各种古代典籍的详情。
师父见他不是坏人,也就有啥说啥。
二人关系越来越好,但却不敢明面上交谈,要么是在田间野地里谈天说地,要么是半夜在牛棚中谈论起历朝历代的诡谲异闻。
日子本来没有什么波澜。
直到两年后的一天,有个男人婆,不知道是不是又把给牲口吃的过期催情药当糖豆嚼了,非要带领着众人要去刨坟。
这在当年不新鲜。
漫说是平头百姓的祖坟,就算是皇帝老子的巨墓大冢,这些人只要碰上了,也敢下铲子。